1.跟著家長一起「入獄」，鐵窗後的無罪監禁者──「攜子入

    監」制度，各國怎麼做？

2018/01/09  換日線 https://crossing.cw.com.tw/blogTopic.action?id=778&nid=9236

作者 陳俞亨 Yu-Heng Chen法務部矯正署綜合規劃組專員

不少新聞曾經報導，因受刑人入監服刑，其孩童卻遭到同居人或其他關係人虐死的慘案。為了避免孩童因父母入獄，而無適當的人收養，包括台灣在內，各國多制定有「攜子入監」的相關政策。

然而，監獄為自由刑執行之處所，只有在犯罪人受到法院判決確定後，才會被送往矯正機關受到監禁，且矯正機關也是針對刑罰的執行所設計，而非用來托嬰。

這群孩童實質上，並未犯下任何的罪名，其自由卻因其父母入監，連同受到拘束──這樣的情況，對於稚齡孩童的身心發展是否有助益？是否符合公平正義？

犯罪人入監後，各國政府往往較著重在受刑人的輔導及矯正機關的安全管理，孩童隨同其父母在監的照護及輔導，卻為另一個重要但常被忽略的議題。

檢視各國政策，多數國家傾向由女性受刑人，在孩童達特定的年齡前，可攜帶其孩童前往矯正機關。聯合國《兒童權利公約》（the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）在 1989 年通過，1990 年生效，成為各國訂定有關兒童政策的重要參考依據，而台灣在 2014年通過《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》，也將該公約國內法化。但攜子入監政策，是否著實參照公約的精神？

除了將稚齡小孩隨同父母拘留在矯正機關外，是否有其他更好的配套措施？在攜子入監的政策上，是否有更周全的制度？

部分國家的經驗，或許值得我國參考：

世界各國攜子入監的概況──以北歐諸國、英國、澳洲及加拿大為例

北歐：丹麥、芬蘭及瑞典

北歐國度的刑事政策，大都受到正常化原則（the principle of normalisation）的影響甚深，認為矯正機關的環境，除剝奪受刑人的自由外，應盡可能與外界的環境相同──因為有朝一日，大部分的受刑人會重返社會，如果圍牆內與圍牆外的環境有過大的差距，這些人出監後，反而會因此無法適應社會環境，更容易再度回到矯正機關（Rentzmann, 1996）。

對於犯罪人的懲罰，也採循序漸進的方式：先以社區處遇為主，其次為開放式監獄（open prisons）。僅有最嚴重的犯罪人，才會送往封閉式監獄（closed prisons）服刑（Foote, 2012; Robertson, 2012）。

此思維也影響到北歐諸國「攜子入監」的政策──丹麥、芬蘭及瑞典政府，均認為必須以孩童最佳利益為考量，設定相關評估機制，只有在評估的結果顯示孩童入監與父或母同住，對該名孩童為最佳利益時，才會准許受刑人（男性或女性均可）攜子入監，若孩童父親或母親均為受刑人時，甚至還會安排共同監禁在開放式監獄，特別設立的家庭式舍房，讓一家人在此居住。

對於犯輕罪的受刑人，若有照顧孩童的需求，也會設有在家監禁、甫以電子監控的選項，目的就是希望給予這些年幼的孩童，有最佳的發展（Scharff-Smith & Gampell, 2011），至於孩童攜子入監的年齡上限，丹麥為 3 歲；芬蘭在開放式監獄為 3 歲、封閉式監獄則為2歲；瑞典在開放式監獄為 2 歲，封閉式監獄則為1歲（Robertson, 2012）。

英國──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：容額控管，維持特定的品質與管理

英國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，在女子監獄特別針對「攜子入監」的女性受刑人，獨立成立特別的「母嬰單位」（Mother-Baby Unit，簡稱 MBU），實施集中管理。

英國政府不認為矯正機關為適合孩童發展的最佳場所，所以在監獄的 MBU 單位，僅作為暫時、緊急的救濟處所──只有在對兒童有最佳利益時，可以讓未滿 18 個月的嬰孩，隨其母親進到附設有 MBU 的監獄。

MBU單位採取限定容額控管，英格蘭及威爾斯地區，僅共有 64 個容額提供給女性受刑人， 77 個容額給孩童。

審核的標準，除了考量是否對該名兒童為最佳利益外，也會考量該名孩童對於監獄的秩序，及其他女性受刑人或其他孩童的健康與安全，是否造成影響（Gov.UK., 2016）。

澳洲：多元及完善的保護措施

儘管澳洲不同的行政區，各省及領地（澳洲共分為 6 個省及 2 個領地）有各自的法律，但對於矯正政策，澳洲政府訂定了《澳洲矯正機關標準指南》（Standard Guidelines for Corrections in Australia），供地方政府在訂定政策作為參考。

其政策上，只有在該名孩童進矯正機關與其父或母同住為最佳利益，且無其他的替代刑罰（如社區處遇或居家監禁方案）時，才會准許讓該名孩童進監獄與其父或母同住。

但為了避免監獄環境影響孩童的身心發展，監獄必須特別設立儘可能與外界環境相同的居住環境（"Standard Guidelines for Corrections in Australia [Revised 2012]", 2012）；至於在孩童年齡上限，各省考量則不同，有的省分最高可達孩童受義務教育的年齡（6歲），但為了維繫母親與孩童間的連結，部分省份還提供彈性的居住方案，讓未滿 12 歲的孩童可於週末前來監獄與母親同住，例如：西澳及新南威爾士地區。

特別的是，儘管澳洲在「指南」上，男性及女性受刑人均有權利可以申請攜子入監，但在各省及領地的法律，部分明定僅可由女性受刑人申請；部分雖無特別明定，但在實際上僅讓女性受刑人申請。

加拿大：訂有「母子計畫」的政策，但不鼓勵施行

加拿大矯正當局分為聯邦政府與地方政府，聯邦監獄在 1995 年開始推行「母子計畫」（Mother-Child Program）──雖名為「母子計畫」，但由於性別在加拿大定義較為寬容，故男性受刑人亦可以申請，甚至擴大適用在該名孩童的法定監護人（如：養父母或其他親戚等），亦可申請攜帶未滿 4 歲的孩童入矯正機關。

加拿大政府的矯正政策，以風險評估（Risk Assessment）為方針，故對評估為「高度風險」之受刑人，若申請攜帶其孩童入聯邦監獄，還必須由司法部長特別准許。

而加拿大政府的矯正核心，以社區處遇為優先，故僅有犯行較嚴重的犯罪者，才會送往封閉式的矯正機關服刑，聯邦政府也較鼓勵受刑人應將孩童安置在社區。故「母子計畫」在聯邦監獄，實際申請的女性收容人並不多，近幾年更幾乎為個位數。

至於在省級（地方政府）矯正機關方面，大部分的省份，包括安大略、魁北克及亞伯達省，均不准許攜子入監──其主因在於：受刑人在矯正機關必須要能專心的參與相關課程，且矯正機關並非為孩童所設計，對孩童未來恐有不利的影響（Correctional Service Canada, CSC, 2016）。

《兒童權利公約》的啟發

聯合國《兒童權利公約》訂定之精神，在於保障未滿 18 歲孩童之相關權利。然而該公約並未針對隨同父母監禁於矯正機關之孩童，訂定於該公約內之特定條文，僅在相關條文中，對於「身處特殊情況之孩童，仍有相關協助及保障的相關規定」，因而可延伸應用於隨同父母監禁於矯正機關之孩童。

該公約第 9 條規定，是現各國矯正當局，用於審查攜子入監申請或訂定攜子入監政策的最主要依據，該條第 1 項：「締約國應確保不違背兒童父母的意願，而使兒童與父母分離。但主管機關依據所適用之法律及程序，經司法審查後，判定兒童與其父母分離係屬維護兒童最佳利益所必要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故對於受監禁之人，若有攜子入監之申請，各國在作為准駁衡量之依據，即是否將孩童隨同父母安置於矯正機關為對兒童最佳之利益──雖該條款規定須「不違背兒童父母之意見」，但經司法程序，且經過相關評估，將收容人的身心狀況、犯罪刑期、孩童除隨同父母入矯正機關外，是否在社區有合適之寄養人、孩童身心狀況、矯正機關的容額及是否有適當之措施等綜合考量，作成最後准駁收容人攜子入監申請之依據。

另對於攜子入監相關政策的考量上，如可由女性或男性申請，孩童在監獄的年齡上限，也以「對孩童為最佳利益」為基準，作為政策的評估依據。

台灣攜子入監的概況

台灣法律上規定，按《監獄行刑法》第 10 條及《羈押法》第 13 條規定──女性收容人，可攜帶未滿 3 歲的孩童入矯正機關，「在監生產」的情況也適用。而孩童在監的年齡上限，最長則可延至 3 歲 6 個月。

另按照法務部矯正署 106 年 11 月份的統計，全台共有 40 名未滿 3 歲的孩童，隨同其母親在矯正機關居住──

但這些孩童在監獄裡，夜間與其母親與其他一般受刑人，一同監禁在同舍房，監獄並沒有獨立為此類受刑人與孩童，特別設立的集中照護處所；到了日間，孩童則需隨同其母親在工場工作，女性受刑人必須兼顧孩童的照護，與監內白天的勞務。

矯正機關僅提供「必要的措施」，如保育室及孩童的飲食，其餘花費則由女性受刑人自行負擔。

至於男性受刑人可否攜子入監？我國法務部長在先前受訪時曾經表示，應開放男性攜子入監，在部分國家如丹麥、瑞典、芬蘭、葡萄牙及加拿大的聯邦監獄等，准許男性受刑人可以申請攜子入監，只要符合《兒童權利公約》對該名孩童為最佳利益時，由男性受刑人攜帶其孩童入監，亦無不可。

然而，台灣矯正機關無論在男性或女性監獄，均為超收的情況，據 106 年 11 月底的統計，全台監獄超收容額為 5,560 人，超收率達 9.8%，特別是男性監獄超收情況較女性更為嚴重。台灣矯正機關的戒護警力，更嚴重不足（戒護人力比為 1:11，一名管理人員平均要負責11位受刑人）。

這樣的惡劣情況，按照前述《兒童權利公約》的精神，台灣矯正機關的環境，絕不適合孩童成長，且應有其他配套措施，或由其他社服機關接管。

至於在法規上，如准許可讓受刑人申請「攜子入監」（或相關特別機構），則不應有性別限制。准駁權責，則應在矯正當局。這方面可參考其他國家，訂定詳細完整的審查機制，評估是否對兒童為最大利益。

不可否認，受刑人若要兼顧服刑及照護孩童，對於當事者、孩童本身及國家，均為一大挑戰，從上述的國家政策可發現，攜子入監應為「最後的」孩童照護手段。另外從北歐許多國家及加拿大的經驗可發現，並非無轉圜之地，可改採社區處遇、非監禁式之替代處遇或延遲刑罰等方式，或許可提供我國未來在制定攜子入監之刑事政策，做為參考之借鏡。

我們不該再讓這群無罪的監禁者，其成長及教養的權利，淪為不完善制度下的犧牲者。

2.公開性犯罪者資料真的好嗎？美國「梅根法案」的隱憂

2018/01/10, 文：法操司想傳媒

根據新聞報導，前陣子台南市婦幼隊女警誤將性侵害犯罪者名冊公開於網站上，資料經緊急下架後，台南市警局於幾日前將該名女警記大過調職，並依據洩密罪函送法辦。有員警私下認為，目前僅對民眾公開性侵高再犯危險人數的模式只做半套，應仿效美國「梅根法案」的精神，將性犯罪者的資料及動態公告給民眾。

什麼是「梅根法案」？

不知道各位讀者對於美國知名影集《CSI犯罪現場》中，警方及民眾總是能迅速掌握性犯罪犯罪者動態的情節有沒有印象呢？其實這些都和我們標題提到的「梅根法案」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喔！

關於梅根法案，我們必須要追溯回1994年在美國紐澤西州的一起性侵害案件。7歲的少女Megan Kanka被發現遭性侵並殺害，兇手Jesse Timmendequas共有兩項對兒童性侵的前科。這起事件在當年美國境內造成轟動，紐澤西州議會也迅速地在事件發生的89天後訂立了「梅根法案」，在原先的登錄基礎上，進一步向民眾公開性犯罪犯罪者資訊。

正反方怎麼說？

梅根法案支持者認為，性犯罪罪犯具有高度再犯性，且站在保護子女的立場來看，公開性犯罪犯罪者資訊將有助於預防，雙親將能簡單的得知生活周遭有哪些潛在危險存在。

相反的，反對公開的一方則認為：梅根法案不僅公開了對兒童性犯罪犯罪者資訊，同時還公開了其他性犯罪者資訊。這樣的情報公開不僅導致犯罪者出獄後無法回歸社會，同時，也是對於性犯罪犯罪者的「第二次處罰」。

完全公開是否違反比例？

根據法務部在民國101年公開的統計分析報告，經過統計，在95年至100年間，性侵害案件受刑人出獄後再犯性侵害案件的在犯率為3.7%，再犯其他罪的再犯率為24.9%。顯示經入監服刑後，絕大多數的性侵害案件犯罪者再犯性侵害案件的機會其實不高。如果將性犯罪者資料完全公開的話，對於已經成功教化的75.1%的更生人而言，是否有侵害他們生存的權益？是否違反比例原則？

監獄教化功能與情報公開間的矛盾

首先，我們必須先有一個共識：監獄的存在，除了懲罰犯罪者，讓他們為自己的犯罪行為負責之外；同時，也同時有教化犯罪者，使其出獄後不再犯罪的功能。

從這樣的邏輯下，我們來思考一個問題：政府建立監獄的目的，一部分是透過監獄教化犯罪者，讓他們在出獄後不會再犯罪；同時向民眾公開性犯罪犯罪者資訊，相當於政府默認性犯罪犯罪者無法透過監獄及矯正機構教化，還有極高的再犯可能，否則就不需要公開教民眾注意。兩種矛盾的想法同時出現，究竟哪個才是正確的呢？

更生人難以重回社會

從人性角度思考，公開性犯罪者資料無疑是逼迫性犯罪更生人自殺！當民眾透過政府公開資訊，發現身邊有性犯罪者存在時，合理的反應應該是「我走」或者「他走」。這樣子的想法下，透過社區間民眾的資訊串聯，基本上已經篤定更生人無法繼續留在這個社區；同時，若是被雇主發現也可能會被以各種理由辭退，基本上也很難找到工作。這樣於情形相當於對更生人生存權的剝奪，他們要如何繼續生存呢？

資訊公開需要再思考

性犯罪者資訊的公開，具有許多制度上及現實上的問題，需要經過審慎的思考及規劃。如何在社會安全及更生人的社會復歸間，找出一個穩定的平衡點，是我們未來所需要思考的，一昧地限制更生人的權利並不是一個長久之計。